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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朱熹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

    朱熹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

    李恒良

    朱熹(1130-1200),字元晦,号晦庵,谥文公。南宋时著名的思想家、教育家,宋代集理之大成者,是宋以后一位重要的哲学家、影响深远的教育思想家。他继承了北宋程颢、程颐的理学,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。

    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,他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,“理在先,气在后”,提出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。朱熹学识渊博,对经学、史学、文学、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。其词作语言秀正,风格俊朗,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,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教育的影响上。

    首先,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,他的理论思想主要有:

    1、 理气论

    朱熹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是“理”,或称“道”、“太极”,这是继承周敦颐、二程,兼采释、道各家思想,所形成的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。朱熹所谓的理,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:

    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面上者。②理是事物的规律。③理是伦理道理的基本准则。朱熹称理为太极,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,即“太极只是一个理字”。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,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。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,物物有一太极的思想。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,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,即“理一”。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。它是形而下者,是有情、有状、有迹的;它具有凝聚、造作等特性。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。天下万物都是理和气相统一的产物。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。理生气并寓于气中,理为主,为先,是第一性的,气为客,为后,是第二性的。

    2、 动静观

   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,并从气展开一分为二、动静不息的万物运动,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,动的是阳,静的是阴。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。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,而使事物变化无穷。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,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续的过程。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,动静又是不可分的。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。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有对待、相排斥,并且相互统一。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,他称之为“变”与“化”。他认为在渐化中渗透着顿变,顿变中渗透着渐化。渐化积累,达到顿变。这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现代辩证法的思想。

    3、 格物致知论

    朱熹用《大学》“致知在格物”命题,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。在认识来源问题上,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青先验论,也不否认见闻之知。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,即格物才能穷其理。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。他认为知先行后,行重知轻。从知识来源上说,知在先;从社会效果上看,行为重。而且知行互发,“知之愈明,则行之愈笃,则知之益明”。

    4、 心性理欲论

    在人性论上,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,认为“天地之性”或“天命之性”专指理言,是至善的、完美无缺的;“气质之性”则以理与气杂而言,有善有不善,两者统一在人身上,缺一则“做人不得”。与“天命之性”和“气质之性”有联系的,还有“道心、人心”的理论。朱熹认为,“道心”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,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,发而为恻隐、羞恶、是非、辞让,则为善。“人心”出于形气之私,是指饥食渴饮之类。如是,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。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,而以道心主为。他认为“道心”与“人心”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,“道心”需要通过“人心”来安顿,“道心”与“人心”还有主从关系,“人心”须听命于“道心”。朱熹从心性说出发,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。他以为人心有私欲,所以危殆;道心是天理,所以精微。因此朱熹提出了“遏人欲而存天理”的主张。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欲望,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,他反对超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。

    5、 美学思想

    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还含有艺术美的理论。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善的统一。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,朱熹探讨了文与质、文与道的问题。认为文与质、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。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。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,贯穿了他把乐纳入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。朱熹对“文”、“道”关系的解决,在哲学思辩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。他对《诗经》与《楚辞》的研究,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。

    其次,朱熹的历史地位还在于他的教育思想。南宋淳熙六年(1179年),刚刚出任南康军(今江西九江星子县)郡守不久的朱熹,在庐山东麓的白鹿洞创办书院。在这里,他亲手制订了著名的《白鹿洞教条》。

    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特别纪念的一件大事。由于朱熹的提倡和努力,白鹿洞书院不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弦歌不辍,发展成为“天下书院之首”,“代表了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”,并开启了近千年来古代书院的教育传统。朱熹手订的《白鹿洞教条》,更是被历代教育家作为师德信条而奉持不渝。如明代大学者、教育家王阳明就曾说过:“夫为学之方,白鹿之规尽矣”。

    “白鹿洞教条”既是学生求知问学龄前条规,也是教师从事教育的规范,两都是统一的。对此,朱熹解释说:“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,莫非使之讲明义理,以修其身,然后推以及人,非徒欲其务记览,为辞章,以钓声名,取利禄己也。”这就是说,在教育实践中,教与学是统一的,古往今来教育的宗旨只有一个:就是要实行做人教育,而不是将教育视为追求个人功利的手段。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:“千教万教教人求真,千学万学做真人”。可见,古今历史上真正的教育家都是把对功利主义教育的。

    “白鹿洞教条”系统梳理了古代先贤,尤其是先秦儒家关于教育问题的经典论述。如,明确孟子提出的“五教”主张即是教育的宗旨,“学者学此而已”。又将孔子《中庸》中提出的“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”作为教书育人的门径。并强调说,前面四者,是为了穷理致知,属于认识的范畴,后面的“笃行”则是实践。朱熹一向认为。《中庸》是孔子“传授心法”之作,其中提出了很多重要教育命题,值得现代人终身品味。

    其后列出的“修身之要”、“处事之要”、“接物之要”,都是“笃行之事”,皆属实践范畴。朱熹认为,人的认识不能脱离实践,实践能提升人的认识,“知之愈明,则行之愈笃,则知之益明”,这个循环反复的过程,就是教育的过程。

    对于教育者自身而言,更应以此作为“规矩禁防”,在此过程中不断修身进德,“是以君子心廓然大公,其视天下无一物非吾心之当爱,无一事吾职之所当为。虽势在匹夫之贱,而所以尧舜其君、尧舜其民者,亦未尝不在吾之分内也”。

    综上所述,朱熹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无以替代的,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,他的思想起到了承上起下一步作用。他是一个集大成者,作为思想家,对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,使之初形成了一个系统的体系,达到了中国古代唯心辩证的顶峰,其中的辩证思想,已具备现代辩证的雏形。而其教育中丰富的教学思想,更是接触到了现代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学原则的一些基本问题,如教学的目的性、积极性、良好开端性、巩固性,学习的自动性、学与思、学与习、学与行、教与学等。这是对我国古代长期积累起来的教学经验与理论,做的一番归纳、整理与总结,并使之系统化。是我国古代关于师德规范最完整、最清晰的一次论述。其中的许多见解与思想,依然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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